高墙外的“孤儿”②|“儿童村”渐渐退出,救助之路已然宽阔

自从24年前将一对奄奄一息的兄弟从草垛里刨出来后,服刑人员子女便成为杨彪心里放不下的担子。
杨彪是陕西省三原县东周儿童村的校长,25年前,他与老校长郭建华一起成立了东周儿童村,这是国内首家专门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公益机构。1995年8月10日,“陕西省回归研究会”成立,这一纯粹的学术组织在成立后不久,便将研究内容从刑满释放人员再教育,延伸到了服刑人员子女的安置问题上。1996年5月26日,副会长郭建华牵头成立了东周儿童村。此后,太阳村等民间公益机构也在国内遍地开花,成为服刑人员子女的港湾。遗憾的是,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在2012年注销了。在这之前,代会长张淑琴一直试图通过民间力量影响有关部门,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建立较为完善的帮扶机制。这位曾在监狱管理局和少管所任职的老人,之后前往北京太阳村工作,与服刑人员子女一起生活了十余年。
张淑琴说,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来相关部门对服刑人员子女的帮扶工作越发重视,2006年,中央六部委曾联合发文,要求把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纳入政府管理范畴。此后,相关工作逐步推进,2019年6月18日,民政部等12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范畴,“这一举措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上述文件下发后,儿童村里被代养服刑人员子女陆续被各地民政部门接回了家乡,由政府接管。2020年8月,北京太阳村里最后一个孩子被送回了哈尔滨。张淑琴说,在未来,“儿童村”或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与它相关的孩子们,已不再无依无靠。
救助过400余名儿童的“东周儿童村”
二十多年来,杨彪在提及自己救助服刑人员子女的经历时,始终忘不掉最初在陕西乾县救回的一对兄弟。他说,那是这群困境儿童留给他最深的印象,也是支撑他这么多年坚持做公益的初心,“一旦深入接触过这群孩子,就很难割舍对他们的牵挂”。
杨彪回忆称,1997年,东周儿童村刚刚成立不久,他们接到了一份来自陕西省第一监狱的申请,服刑人员刘某希望他们前往乾县某村,将一对兄弟接回儿童村照顾。杨彪赶到村子后,按照信息找到了刘某的家,但那里早已荒草丛生。
那时,整个村子都充溢在春节前的喜庆气氛当中,杨彪找到当地村民打听刘氏兄弟俩的下落,却被告知两个孩子已经在外流浪多日。杨彪回忆称,他从村民口中听出了满满的厌恶与歧视,甚至有人劝他放弃寻找,“因父亲贩毒,孩子们也被村民认为‘一定也不是好东西’,就连近亲属也不愿抚养他们。”
杨彪最终在村子附近的一个草垛里找到了兄弟二人,他将两个孩子刨了出来,那一幕让他至今想起时心里仍隐隐作痛。杨彪说,那天,他扒开草垛时,两个孩子正蜷在里面瑟瑟发抖,他们身上穿着残破的单衣,身体已经因为饥饿严重浮肿。他看到弟弟的耳朵还在流血,询问后才知道,那是被老鼠咬的,他们已经虚弱到连反抗老鼠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们最初是被交由伯伯抚养的,但最终还是沦落到流浪的境地。”杨彪说,兄弟俩被接回儿童村后,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他一次次回想起老校长郭建华在创办儿童村时说过的话,“在儿童村,孩子们会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
回到1995年8月10日,国内首家以刑满释放人员再教育为内容的“陕西省回归研究会”成立,陕西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赵伯森任会长,郭建华任副会长。这个在当时还是一个纯学术组织的协会,在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相关研究工作中,逐渐接触到了服刑人员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很快,他们的研究内容延伸到了服刑人员子女的安置问题上。
1996年5月26日,副会长郭建华牵头成立了东周儿童村,使之成为国内首家专门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公益机构。自1996年开始,他们先后救助过400余名儿童。此后,类似的民间公益机构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成为服刑人员子女的港湾。
然而好景不长,从2000年开始,由于市场原因,许多曾为东周儿童村提供捐赠的爱心企业纷纷倒闭,其中也包括郭建华办的企业,东周儿童村在成立仅5年后,就面临“断奶”。
杨彪说,东周儿童村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艰难维持的状态,当年规划的蓝图,不管是他还是已故的校长郭建华,都再未提及过。 政府接力救助,儿童村或将成为历史
如今,东周儿童村里仍有38名服刑人员子女在生活,杨彪说,多年来他们主要依靠社会捐赠维系生存。其间,当地政府也曾出台相关政策给予资助,将儿童村“保”了下来。
时隔多年,陕西省回归研究会的创会元老,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仍在这个领域奋战。遗憾的是,研究会在2012年就已经注销。在这之前,代会长张淑琴一直试图通过民间力量,影响有关部门,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建立相关政策和较为完善的帮扶机制。她在离开陕西后,前往北京太阳村工作,与这个特殊群体朝夕相处了十余载。
据张淑琴介绍,在儿童村相继“诞生”的那个年代,按照法律规定,父母违法被羁押的,由相关的近亲负责抚养其子女,实在没有近亲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创办的社会福利机构进行抚养,但这些条文有先天缺陷。对于很多在外流浪的服刑人员子女来说,救助站或福利院只是一个临时居所,如果被确认父母仍然在世,他们最终还是要被送回家中,然后再次流浪。
20多年来,通过民间组织的努力、媒体的报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也被相关部门所关注。张淑琴说,2006年初,中央六部委曾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把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但当时并未作出具体要求。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相关工作逐步推进。2016年,《困境儿童管理条例》中首次将服刑人员子女纳入保护范围;2019年6月18日,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等12部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范畴。
《意见》中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并对这一群体作出解释称,父母双方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等均在保障范畴之内。《意见》要求民政部门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做好资格确认、生活补贴发放、综合协调及监督管理等工作,对于认定过程中处境危急的儿童,应当实施临时救助和监护照料,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
张淑琴说,这一举措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众多儿童村及相关民间公益机构二十多年来一直期望看到的结果,这意味着儿童村里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子女将正式由政府接管。
2019年8月前后,北京太阳村接到市、区、镇三级民政部门通知,要对太阳村内所有服刑人员子女进行摸底,并在当年年底作出具体要求,要将所有孩子送回户籍所在地社会福利机构,由民政部门接管。
张淑琴说,那时由于年关将近,太阳村提出请求,希望与孩子们在太阳村度过最后一个春节,并得到了批准。2020年,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后,80多个孩子陆续被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接走,直到8月下旬,最后一个孩子被送回哈尔滨后,张淑琴看着空荡荡的太阳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红苹果”:来自司法干警的关怀帮扶
张淑琴说,从20多年前开始,很多像太阳村一样的公益组织就一直试图通过民间力量推进服刑人员子女的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并试图向社会传递“父母有罪,孩子无辜”的思想,以消除歧视,让阳光同样照耀在这群孩子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儿童村的时代或将随着各项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而成为历史,但孩子们有了坚实的依靠,这让她感到欣慰。实际上,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工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民间组织之外,还有另外一群人也在努力着,他们除了社工的身份外,大多数人同时也是司法系统的干警。
福建司法警察训练总队学员队队长林敏明告诉新闻,自己从2009年开始关注到这个群体,此后,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这群孩子身上,并在2014年联合其他4名同事共同成立了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另称“红苹果公益”),主要工作就是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帮扶。
林敏明最初并没有想到,短短六年时间里,“红苹果”的志愿者就从5人发展到1800余人,且其中70%都是司法系统的公职人员。他回忆称,2012年下半年,他在一次与基层民警聊天中得知,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许多在生活和学习上都已经处于失控状态,如果不能及时干预,未来将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甚至影响他们狱中父母的改造。
同事的话,引起了林敏明的重视。他说,那时他便萌生一个想法,想成立一个组织帮助这个群体走出困境。此后,林敏明查阅了许多文献,了解到这群孩子面临到的实际困难,除了经济上的困窘,隔代教育、亲情缺失、心理健康等都值得关注。
在林敏明的奔走下,2014年6月,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正式成立。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到服刑人员家庭入户捐助,建立信任度,并在之后开展了“穿墙引线”“暖冬行动”等一系列援助活动,为服刑人员及其子女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受到多方认可。
2016年,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出台文件,号召更多的司法干警加入到这一公益事业当中来。林敏明说,随着人员和资金的注入,红苹果公益在之后的几年内又陆续开展了“pc计划”“蝴蝶梦想”“入户陪伴”等活动,帮助许多服刑人员子女与长期缺位的父母建立情感、走出困境,也让在狱中改造的服刑人员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
“我们在做的不仅是一次救助,更是给这些困境人群的一份希望。”林敏明说,2020年,“红苹果公益”共援助服刑人员子女及家属4666人次,其中长期帮扶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2343人,直接受益的服务对象涵盖全国28个省451个县市,“现在整体的政策与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各方在未来去探讨、解决。”
为困境儿童提供全方位社会保障机制
林敏明所称需要探索的问题,主要涉及对服刑人员子女长期有效的救助保障机制,包括政策保障、社会力量参与及亲子接触等机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研究室主任王宏玉也持相同看法,她曾针对“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保护机制探索”项目,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她认为,各职能部门应为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机制,确保“无缝对接”,方能有效救助。
王宏玉说,2017年11月,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曾签订“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与发展项目”。在项目调研时,他们曾与40名服刑人员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发现服刑人员子女越轨、违法犯罪的比例相对较高,这符合犯罪学研究认为的“代际间传承”。此外,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易陷入困境,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监护情况较差,父母一方服刑,将导致监护人大部分时间用于维持家庭,造成未成年子女的教养时间大量减少,相应的心理问题发生率可能随之提高,容易导致服刑人员子女系列问题恶性循环。
在调研中,王宏玉还发现,大部分服刑人员子女心理存在一定问题,行为会出现偏差。父母一方服刑或双方服刑会影响到其子女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社区居民、朋辈群体及学校同学对其的“标签化”,会造成其自卑、孤独、怯懦等心理问题。另一方面,部分服刑父母与子女间存在沟通障碍,容易对子女后期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王宏玉说,在调研中,有13.4%的未成年人曾目睹父母被捕过程,国外相关研究表明,这可能成为无辜的未成年子女早期心理创伤来源,随之而来的“亲子分离”可能加剧相关心理问题,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造成不可预测的危险因素。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相关帮扶、保障工作也在逐步加强。从2006年开始到2019年,各地逐步将这一群体纳入政府支持范围,并作为困境儿童进行保护和救助。其间,福建省福州市建立了监狱、司法、教育、社会组织、民政共同参与的救助模式;湖北荆州建立了以公益组织为主体,以未保中心为依托的帮扶机制;广西钦州则通过检察院司法救助为主体,其他政府部门联席的模式,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救助帮扶服务……
王宏玉说,上述模式都是在多年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完善形成的,值得借鉴。他建议各地建立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现有机构职能优势,明确职能分工,同时建立以公安机关为主的紧急救助体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门统筹社会救助体系优势,协调教育、卫生、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团委、妇联等部门或团体,为困境儿童提供全方位社会保障机制。
王宏玉同时建议,应完善和建立监护人评估机制;构建社会力量服务体系,推广行政部门购买社会组织专业服务机制,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对不同类别人群进行专业化服务。同时强化亲子探视与接触机制,加强亲子接触,实现对未成年人救助与保护,以及在押人员矫正与改造的双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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